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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珥:圣人赌王恨如海
2019-03-12 21:57
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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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圣人”康有为与赌王刘学询之间,已成你死我活的仇敌,欲取对方首级而后快。其恨之深,已经如同珠江之水般浩浩荡荡

  中央建设部(“工部”)的一名普通干部康有为,居然向堂堂的省部级高干、两广总督谭钟麟发起了猛攻,指控谭包庇广东赌王刘学询。这份以中央纪检干部(御史)王鹏运名义递交的奏折,的确有相当的杀伤力。为了自保,谭钟麟只能对刘学询进行查处,开除了刘的干部身份(“功名”)。刘出走香港,设法筹钱还债。(参阅本专栏上期《圣人举报》,)

  其实,这一切似乎都只是前人撒土、后人迷眼而已。谭不久后就给中央写了份报告,指出刘学询所受到的那些指控,“虽非尽出无因,均不能切实指控,中惟家庙前改易水涌,未经禀官立案,殊属不合,应请开复革职处分。”

  这是很荒诞的一幕:刘被革职,是因为拖欠承包款,如今平反的理由却是那些指控他欺压百姓的举报查无实据,实在驴唇不对马嘴。在这种高深的官场运作下,刘学询虽未立即恢复干部身份,但这场山雨欲来的弹劾案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  康有为为什么要攻击谭钟麟?“革命”史观一般认为,这是以康为首的“改革派”同以谭钟麟为代表的“地方守旧势力”之间的争斗。

  其实,谭钟麟并非什么“守旧势力”。这位湖南茶陵人比李鸿章大一岁,此时已经63岁。与康有为相似的是,他在34岁那年(1856年)才考中进士。与康有为不同的是,进入机关之后,他表现相当不错,先在翰林院担任编修,然后外放,经左宗棠推荐,出任陕西布政使、陕西巡抚,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中,协调后勤粮草供应,贡献良多。随后改任浙江巡抚、陕甘总督等,政声都相当不错。告病三年后,谭钟麟在1891年再度回到工作岗位,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兼财政部副部长(“吏部左侍郎兼署户部左侍郎”),享受部长待遇(“尚书衔”),横跨组织人事和财政两大实权部门。次年升任建设部部长(“工部尚书”),再调任闽浙总督、两广总督,是典型的地方务实干部。谭钟麟有个大名鼎鼎的儿子,那就是“湖湘三公子”之一、民国初年的湖南都督谭延闿。

  其次,康有为也并非什么“改革者”,只是打着改革旗号希图幸进的投机者。严肃的史学研究都已经证实了,有关康是改革旗手的说法,都是他流亡到海外后,为了筹款而编造出来的,梁启超在晚年也坦率地承认那些绝非可以信赖的史实。康之人品及学识,在海外、尤其在列强政府眼中,实在乏人恭维,最后与梁启超也闹翻散伙。

  此时的小干部康有为,还在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知名度,削尖脑袋积极要求进步。在康有为两度对谭钟麟及刘学询的攻击中,涉及的都是所谓的腐败问题,而并非改革与否的政见问题。

  真正合理、但未必充分的解释是,康有为对谭钟麟的攻击,更多的是来自于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。两广总督本身,历来是大清国官场中最大的肥缺,属于“官家必争之地”,斗争不断。要扳倒谭钟麟的人,自然不在少数。康有为的幕后,必定有不少“长胡子的人”,具体情况尚待挖掘更多的史料,但利益之争则可肯定是主因。

  康有为攻击谭钟麟,却拿刘学询垫底说事,这一方面是因为谭钟麟这位老干部滑得溜手,实在很难被抓到什么大把柄;另一方面,康有为可能为报2年前(1893年)的一箭之仇:刘学询拒绝在自己的“点石书局”中为康有为安排一个工作。(参阅本专栏《赌王的大炮圣人》,)。

  不久,刘学询承包的第二届闱姓博彩到期,地方政府也确定了第三届的承包人眩刘学询在表面上不再承包闱姓,承包者换成了韦崧、韦玉兄弟的“宏丰公司”。其实,在这家公司中,刘学询占了一半的股份,韦崧、韦玉等其他7名股东分享另一半,刘是当仁不让的“话事佬”(决策者)。

  1897年7月,针对刘学询的弹劾再起,他被指控为“声名甚劣,前充闱商时欠饷吞帐,亏匿国帑甚巨;参革后复贿通知县许国荣等将现承闱商之押柜银两扣留,率其弟刘学诠等引匪拆毁闱厂多家,酿毙人命。”这次出马的,是工科“掌印给事中”文郁。文郁并非纪检干部,和刘学询并无恩怨,刘的生意也与工部毫无瓜葛,这一弹劾十分费解。文郁与康有为倒是工部同事,虽还缺乏直接证据证明他是受康指使,但以常理揆之,幕后是康的可能性很大。

  显然,举报者似乎并不清楚“现承闱商”“宏丰公司”的大股东就是刘学询本人。刘学询本人当然断不会如指控所说,去砸自己的场子,但指控依然可能是真实的——刘学询之弟弟刘学诠“引匪拆毁闱厂多家”,可能是踢爆了分包商的场子——闱姓承包商在各地设立赌场的分场,称为“子厂”,“总厂”与“分厂”之间,经常爆发利益纠纷。

  文郁的指控十分严重,中央立即批转广东巡抚许振炜彻底调查——之前谭钟麟身兼总督、巡抚二职,而此类民政事务本该由巡抚料理。许振炜很重视此案,直接发文给江苏巡抚奎乐峰,请求他协助将躲在上海的刘学询“解粤”。这可把刘学询吓坏了,他赶紧逃离,并多方设法,托了《时务报》总编、著名的报人汪康年疏通关系。汪、刘共同的朋友高尔伊在私信中说:“刘闻信远逸,嘱其侄在沪为之设法,能解其危,允报十万。”

  这应该是刘学询终生难忘的逃亡生涯,他在上海、杭州等地辗转躲藏,也因此而对西湖山水有了切身体会,为今后在西湖边兴建水竹居(刘庄,今日之西子国宾馆)做了情感上的铺垫。

  经过汪康年搭桥,刘学询终于与广东巡抚许振炜搭上了线,最后许振炜同意“勒罚刘学询银一百万两”了解此案。如此巨额的罚款,即使对于刘学询这样的赌王来说,也是不可承受之重,但无论如何,总归比坐牢的不测之祸要好得多。

  康有为却依然没放过他。一年后(1898年),在戊戌变法的后期,终于闹出点响动的康有为,再度亲自起草奏折,弹劾两广总督谭忠麟与刘学洵狼狈为奸,这次出面的则是御史宋伯鲁。

  “圣人”康有为与赌王刘学询之间,已成你死我活的仇敌,欲取对方首级而后快。其恨之深,已经如同珠江之水般浩浩荡荡了。

  (雪珥,澳大利亚华人,太平绅士;职业商人,非职业历史拾荒者,中国改革史窥探者;著有《大东亚的沉没》(中华书局)、《绝版甲午》、《绝版恭亲王》(文汇出版社)、《国运1909》(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等。Email:。本文系“《晚清富豪列传·沉默的赌王》”之九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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